编者按：“走进出版家的书房”第三辑，本报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原董事长、哲学教授杨耕的书房，探究一位著名学者、出版家的阅读认知与出版实践。

杨耕

　　“本义”书房与“社会”书房

　　中华读书报：杨教授，在《书缘人生》这本书中，您用四个词概括了您的人生的主要活动，那就是：读书、教书、写书、出书。如此看来，书房对您尤为重要。那么，您什么时候开始拥有自己的书房？您的书房是什么样的？可否描述一下书房的布局和藏书种类？

　　杨耕：书房的确对我尤为重要。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有两种意义上的书房：一是个人意义上的书房，对我而言，这是藏书、读书、写书的地方，这是本义的书房；二是社会意义上的书房，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这是转义的书房。

　　这两种意义上的书房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你在本义书房里读的书越多，理解得越深刻，你对在社会书房中所读的“书”的理解就会越全面、越深刻；反过来，你在社会书房中读的书越多，你对在本义书房里所读的书的理解就会更全面、更深刻。这是一个相互作用过程，而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

　　我一直认为，读书不能仅仅成为读书人与写作人之间的“对话”，更不能仅仅成为读书人个人的“独白”。对于读书来说，重要的就是同现实的社会生活“对话”；否则，你至多只能成为一个“精致”的读书人，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生活的实践者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者。

　　不知为什么，从小学开始，我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拥有一个属于我个人的独立书房。1974年，我走上工作岗位、担任中学教师时，有了一间独立的、但与卧室合二为一的书房，一张床、一个书桌、一个书架。书架上放着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红楼梦》，以及我当时搜集到的一些图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我的姨妈——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送我的，《红楼梦》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送我的。在那个无书可读、无需读书的年代，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红楼梦》为我打开了知识的双扇大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使我与马克思、恩格斯首次“相遇”，懵懵懂懂地知道了“马克思主义”；阅读《红楼梦》使我“看见”了“大观园”，似懂非懂地理解了伟人的那句名言：“不读《红楼梦》，就不能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我时常想起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书房，在一定意义上说，那是我的“精神故乡”。

　　我梦想成真，真正拥有自己的书房是在1995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分配给我一套三居室，我的家人又从中“分配”给我一个房间作为书房。在这个16平方米的书房里，我读书、思考、写作。

　　较大的空间、临窗的书桌、靠墙的一排整齐的书柜，似乎促使我“脑洞大开”。正是在这间书房，我写出了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后又写出了我的成名作——《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解读》。随着住宅条件的改善，我的书房条件也在不断地改善。今天，我已拥有一间30平方米的书房。更大的空间、较大的书桌、三面环墙且“顶天立地”的书柜，似乎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思维空间。10卷12册的《杨耕文集》就是在这里修改、定稿的。

　　我不是收藏家，我藏书不是为了收藏而收藏。袁枚说过，藏书分两种：一是“有资著作”，二是“有备参考”。颇有道理。就我而言，我买书、藏书始终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专业研究。我的职业、专业、事业都是哲学，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我的藏书大多是与我的专业和研究方向有关的书籍，大致有三类：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类的图书，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等；二是一些著名哲学家的著作，如《亚里士多德全集》《康德著作全集》《黑格尔著作集》《海德格尔文集》等；三是相关学科的图书，如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作、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著作，现代经济学、社会学的著作等。除了这三类图书外，我还收藏了一些文学名著，如《鲁迅全集》《莎士比亚全集》《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等。

　　我时常站在书房中凝视着这些藏书，此时，在我的面前便矗立起一座巨大的思想英雄的雕像群，我深深地体会到思想家们追求真理和道义的悲壮之美。

　　中华读书报：阅读和理解，可能建构了您自己的哲学空间，也藏着您走过的人生道路。那么，在书房中，您最珍爱的是哪几本书？对您而言，它们启示了什么样的意义？

　　杨耕：在我的藏书中，我最珍爱的是马克思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我的导师陈先达教授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

　　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马克思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一个刚刚中学毕业、年仅17岁的青年，似乎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实际上是为一种新的事业竖起了凯旋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我透视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感受到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人类解放和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强烈的使命意识。我深深地体会到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而不是“上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由于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由于所关注并力图解答的问题深度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依然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而《走向历史的深处》以“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引导着我走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处。可以说，在阅读中，我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中华读书报：对您而言，办公室和书房分别意味着什么？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将书房比作什么？

　　杨耕：书房当然是我读书的地方，办公室是我从事出版实践的地方。在一定意义上说，办公室也是我的书房，“办公”之前，“办公”之后，我便会读书。

　　办公室同样有“顶天立地”的书柜，同样有不同种类的藏书，但办公室的藏书不同于书房的藏书。办公室的书主要是工具书、常用书以及人大出版社、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标志性的图书，如《中国艺术通史》《启功全集》《当代哲学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等。无论是在书房，还是在办公室，我都在读书与思考。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的书房，那就是“思想实验室”。如果用苏轼的词作来表达，那就是，“此心安处是吾乡”。

　　欲做出版先读“史”

　　中华读书报：在您看来，对于出版工作者、尤其编辑来说，什么是他们的必读书？对于刚进入出版行业的年轻人来说，如何通过阅读形成自己对出版业的系统认识？

　　杨耕：对于刚进入出版行业的年轻人来说，要形成对出版业的系统认知，首先就要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出版业的实际状况，然后“读史”，也就是阅读西方出版史、中国出版史，从中发现和把握出版规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把出版实践的现实问题升华为理论问题，凝聚为理论观点，从而形成对出版业的系统认知。

　　至于哪些书是出版工作者以及编辑的“必读书”，我实在不好说，也不敢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每个人有每个人独特的知识结构，每个人有每个人关注的独特问题，因此，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必读书”。俄国著名作家巴别尔说过，“人的一生其实不必读太多的书，有个七八本便足矣。但是，为了找到这七八本最值得读的书，则必须先读完两三千本书”。巴别尔的话可能有些夸张或绝对，但有其道理，那就是，在“泛读”中发现自己的“必读书”，然后“精读”“必读”。在我看来，“开卷有益”的书可遇而不可求。

　　中华读书报：现在部分读者只读“屏”、不读“书”了。您觉得读“屏”可以取代读“书”吗？书，会过时吗？数字时代，一间书房或者一个书柜，对于年轻的编辑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杨耕：读“屏”实际上也是读“书”，但读“屏”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读“书”。在我看来，读“屏”是一种工具性阅读，读“书”则是专业性阅读。当前，电子图书与纸质图书同在甚至并驾齐驱，不同的人可以各取所需。在这个意义上，书永远不会过时。至于纸质图书会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我个人认为，至少目前看不出有这个趋势。

　　如果有条件，年轻的编辑还是要有自己的一间书房，至少有一个书柜。身体疲劳需要回家休息，需要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精神疲劳也需要回“家”休息，需要一个“安心立命之所”。在我看来，这个“安心立命之所”就是书房或书柜，书房就是你的“精神之家”，书柜就是你的思想的“保险柜”。

　　中华读书报：具体而言，您如何看待阅读与编辑能力之间的关系？

　　杨耕：出版企业是特殊的企业，出版业是特殊的文化产业。具体而言，出版企业应承担起双重使命，那就是，创造利润与传承文化。这就要求出版工作者不仅要具有较强的经济意识、较高的运营能力，而且要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较高的文化素养。这样，你才能准确判断出什么样的书才有价值和意义。出版了“留芳百世”的图书，就会占有“永垂不朽”的地位。而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你就要读书。

　　读书要读“经典”。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其精华往往集中体现在它的经典著作中。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等个人的思想生命远远超过他的自然生命。个人的自然生命是生物学的，受生物规律支配；个人的思想生命是社会学的，受社会规律支配。只要这些“家”的思想对科学史、文化史有新的贡献，只要他们的思想有社会存在的需要和根据，他们的思想就会长久发生作用并具有永久的魅力。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在读孔子、孟子、庄子以及《红楼梦》，仍然在读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以及《战争与和平》……

　　“读”书不是“看”报。我们之所以看新报不看旧报，是因为从新报中我们能获得新闻，在旧报中只能得到旧闻。除非为了寻找资料，否则，我们不会看旧报，而寻找资料已经进入思想研究的范围了。但真理性的思想没有什么“新闻”与“旧闻”之分。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既有最新的、时髦一时的谬论，也有古老的、重复千年的真理。所以，我们不需要看“旧报”，但需要读“经典”这些“旧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轼）

　　读书要“跨界”，也就是“专”与“博”相结合。编辑应当也必须阅读出版专业、编辑专业、学科专业的书籍，但又不能停留在这个范围内；而应“跨界阅读”，阅读与自己的学科专业相关的学科书籍。编辑不同于专家。专家之所以是“专家”，是因为他对某一专业甚至某一本书有精深的研究。俞平伯先生就因对《红楼梦》有精深研究而成为“红学”专家。但是，文学编辑不能“专”编《红楼梦》而不编《红与黑》，相反，他应“通”编各类文学作品。在我看来，编辑之所以成为编辑，就是因为他对某一领域有普遍性的了解。在一定意义上，编辑是“杂家”。

　　当代思想家奥斯本在谈到“如何阅读马克思”时指出：“马克思的著作是理论与隐喻、技术的深奥与政治的坦率的完美结合。阅读马克思最有效的方法是同时在所有这些层面上阅读他。”要“同时在所有这些层面阅读”，就要“跨界阅读”。教育学编辑应当读一些社会学著作，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教育的本质；哲学编辑应当读一些历史学著作，历史学编辑应当读一些哲学著作，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历史过程，甚至应当读一些文学作品，从而更具体地了解历史。读了《斯巴达克斯》，你会更具体地了解奴隶社会；读了《红楼梦》，你会更具体地了解封建社会；读《人间喜剧》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你会更具体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综合类图书的编辑就更不用说了。

　　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理论思维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知识形态、思维方式。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知识形态、思维方式一定是突破了单一学科、博采众长而创新的知识形态、思维方式。在我看来，一个具有创造性思维方式的编辑，一定是“跨界阅读”、博采众长而创新的编辑。

　　读书要进行“前提批判”。人们并不是在思想空白的状态下读书的，相反，每个人在读书或认识事物之前都有自己既定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定势。这种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定势构成了人们既定的“理解的前结构”“认识图式”和“思维圈”，这种“理解的前结构”“认识图式”和“思维圈”构成了阅读的前提。正是这一前提决定了人们阅读的维度、广度和深度。认识、理解、解释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可能超出阅读者既定的“思维圈”。这个“思维圈”一旦“固化”，就会使人的认识“僵化”，甚至使人的认识出现思维“盲区”。

　　但是，这个“思维圈”又是可以打破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打破既定的“思维圈”，就要依据现实的实践活动对既定的“理解的前结构”“认识图式”这一阅读前提进行批判，从根本上改变“理解的前结构”“认识图式”。这一“前提批判”就是撞击理论思维、改变思考维度、拓展学科视野、提升阅读境界的过程，从而不断深化甚至从根本上改变对同一类书、同一本书的理解，达到读书的最高境界，那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如果说“经典阅读”能够提高编辑的文化素养，“跨界阅读”能够优化编辑的知识结构，那么，在“前提批判”的过程中阅读就是提升编辑的创造性思维和综合性能力的根本途径。

杨耕的书房

　　阅读与职业生涯

　　中华读书报：您是一位出版家，同时，又是一位哲学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也许一种身份就已经耗尽了一生的精力。那么，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在两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阅读是否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杨耕：责任与使命！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我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名出版工作者，我的责任和使命，就是探索一条符合出版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之路。

　　在这种“建构”和“探索”过程中，阅读既是一种内在动力，又是一种外在压力，我总是结合着思维的“建构”和实践的“探索”阅读，不断地从阅读走向实践，从实践走进阅读。这种阅读教会了我如何面对“过五关”与“走麦城”，使我懂得“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马克思），因而我把命运的“摇晃”当作“奖赏”，“荣辱不惊”；这种阅读教会了我“看破红尘”“看透人生”，使我懂得生与死本身属于自然规律，而生与死的意义则根据历史规律，因而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寻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读书、“建构”“探索”的“三位一体”构成了我的独特的生命活动。《中国图书商报》（现《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杨耕：行走在哲学与出版的路途上”。

　　中华读书报：1995年或是您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您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杂志社总编辑，开启了自己的出版生涯；其后，您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2003年您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出版集团总经理兼总编辑、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在大多数人看来，您顺风顺水、非常轻松地完成了职业生涯的转折与跨越，完成了从学者向出版企业家的转变。但我深知，这其中的努力、艰辛与付出，是您不愿过多提及的。在您转向出版业、深入出版业，完成对出版业系统深度认知的过程中，有什么重要的书籍给您以启示？

　　杨耕：我的确读过一些出版、管理类的书籍，如《中国出版史料》《中国出版编年史》《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它们都给我一定的启示。但真正给我重要启示的，是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历史经验，是哲学思维方式。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都是中国出版史绕不过去的“要塞”，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则是大学出版社的“标杆”。阅读有关它们历史经验的资料，你会得到极大的启示。

　　哲学思维方式则引导我在北师大出版集团工作时，始终注意把出版规律、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结合起来，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员工的接受程度结合起来，把不断扩大出版规模、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不断改善员工待遇结合起来，把思想成熟、条件成熟和时机成熟结合起来，把国家政策法规、出版发展趋势和北师大出版集团实际结合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注意正确处理四种矛盾关系：一是产业属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传承文化与创造利润的关系；三是学术出版与资本运作的关系；四是市场主体与学校主办的关系。可以说，北师大出版集团任何一项重大的改革、发展措施的制定和出台，在我的脑海里都自觉不自觉地和哲学思考融合在一起了。在阅读中形成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度渗透、深刻影响甚至引导着我的出版实践。

　　中华读书报：您在北师大出版集团工作了15年。在您的掌舵下，北师大出版社从原来一家以教辅出版为主业的出版社，经过主业提升、结构调整、内涵发展、彰显特色，生产总值、资产收益率、营业利润率、净利润率在全国出版业中名列前茅；学术品牌日益清晰，社会地位日渐提升，更因对教育出版理念更新、教材体系研发所做出的贡献，成为一家让人敬重的出版文化机构。您本人也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业领军人才、中国优秀出版企业家、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个人，并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韬奋出版奖。那么，您是如何为北师大出版集团定位，并规划其发展道路的？

　　杨耕：从国际上看，大学出版社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以英国牛津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为代表，既重视学术出版，又重视商业利益，可谓“大而全”；二是以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日本东京大学出版部为代表，偏重学术出版，不太关注商业利益，属于“小而特”。我对北师大出版集团的定位是以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为参照系的。

　　具体而言，我对北师大出版集团的定位是：以优秀教育资源的集成、开发、提供和服务为宗旨，以教育出版为出版主体，专业出版和大众出版为两翼，集图书出版、期刊出版、数字出版等多介质于一体的“集团化”的出版文化机构。

　　为此，我提出适时、适度进行跨地区经营，适时、适度进行跨所有制经营，适时、适度进行跨媒体经营，适时、适度进行跨行业经营的经营方针，并以图书结构转型为杠杆进行了编辑体制、营销体制、人事体制、分配体制、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发展措施，使北师大出版集团成为主业突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企业，获得了出版界、教育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并因此进入全国文化企业30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企业序列，连续三届被评为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制定、发展道路的规划与我的哲学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用著名出版家、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聂震宁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这是哲学的力量”。这种力量的聚集与我在书房里阅读、思考密切相关。

　　（中华读书报记者 陈香）